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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观教育以关公文化精神纽带构建亚洲价值观的先导

文章来源:中华关公文化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12/10 23:22:45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祭祀纪念炎黄二帝成为中国挖掘寻祖文化资源团结世界华侨华人的黄金纽带,那么,当中国向世界宣扬礼仪之邦精神时,文圣孔子与武圣关公正以其具有普世价值的国家文化道德精神资源,被世界认为是全球化时代拯救道德的希望。 随着中国以荣辱观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为措施,承担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拯救的责任与义务,关公文化精神资源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亚洲地区价值观的重要核心。21世纪必将是人类文明进步迅猛发展的新阶段。在新世纪的文明发展中,我们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许多卓有成效的举措。而要使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就必须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重视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神资源
   人类开始跨进现代史的门坎,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对于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底蕴特别深厚的国家,人们的议论自然特别的多。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又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即使是一些有学问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由于各处的立场、观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作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在这些思想家之中,只有那些站在世界历史发展高度并且学贯东西的大师们,才能以宏观的世界历史眼光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屋建瓴的观照,提出洞见历史真相的真知灼见。我们,致力于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中国人,则理应站在大师们的肩上,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是我们的重要历史责任,也是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措施。
   时代的荣辱牵引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2006年3月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看望出席此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个“八荣八耻”的概括,是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的精确提炼。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实时谈话,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蕴涵着深邃而丰富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道德价值观拯救的深刻而睿智的战略思想,有着鲜明的全球化时代背景、深厚的中国现实基础和强烈的时代使命
   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力量和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结束了几千年来人类缓慢发展的旧时代,开创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日益以人为中心的新时代,把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新阶段。但是,年复一年急剧积累起来的庞大知识系统和日益增长着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一方面为人类自己带来了种种利益和成果,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全球性问题,如核危机、环境污染、人口过剩、与日俱增的犯罪、民族和种族歧视,以及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问题,人们进行思考:该怎样解释和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们以为,当今世界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国际关系和环境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当代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是人畸形地、非健全地、非良知地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正如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雷利奥•佩西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正与之搏斗的危机是我们自身的危机,也是目标的危机。这种危机是我们自身的内部孕育起来的,已成为使得我们的思考与行动暧昧与不足的深刻的矛盾的原因和结果。”
   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在于人自身的危机。人是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也是缓解这种危机的动力和主体。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决定了缓解和改善这种危机的途径和办法是必须实行人的革命。面对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欧美一些研究全球问题和未来学的学者们常常陷入两难困境:全球性危机是由现代文明发展导致的,要解决危机,就只能终止文明的发展;要维持和发展现代文明,就无法缓解和克服现代的全球危机。当代世界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有没有解决的出路?对此,有不少人抱怀疑的态度。有些学者认为,当代人类的危机是生物学危机,是人的本性必然导致的,即危机根源于人贪得无厌的自私、统治、权力和占有欲的生物本性,人类的危机正是人的本性在反对自身。因此,这种危机是不可改变的,除非直至最后人类毁灭。人是万恶之源的罪魁祸首,是无可救药的、罪孽深重的“囚犯”。也有人认为,近代人类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如同潘多拉盒子一样,是现代各种危机的罪恶之源,并由此得出人类文明已经完结的预言性结论。他们认为,任何对现代文明的奢侈占有和无度使用,必将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现代文明的加倍报复,直至人类自取灭亡。因此,他们主张抛弃或远离现代文明,主张人类改邪归正———放弃现代文明的努力而回归自然。这是人类解脱现代全球性危机和继续生存下去的惟一出路。在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国际关系的大变动时期,姑且不说在我们周围是否也存在社会道德危机,但是,现实的道德冲突和严重的价值观念的对立,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方面是犯罪和腐败,另一方面是道德争论和对道德的漠不关心”的状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可遇到。许多困扰着当今世界的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难题,像环境问题、民族问题、贫困、社会不公正等问题,同样或多或少地困扰着我们。面对许多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全球性问题,我们都要思考、要回答、要解决。在冲突和变迁中寻找自己精神家园,是现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语言的文化都在各自的水平和理解上承受这一主题产生的直接的压迫感;世界性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会议和组织愈来愈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探寻人类的精神出路上,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提出人类的精神出路问题。无论是对现代化梦寐以求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所谓“超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在经受有类道德价值的新挑战。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和迷失、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现代人要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根据,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现实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类只有完善自身,才能完善世界。在现时代,人类必须不断地进行道德选择,重建人类的价值体系,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和未来的目标,才能解脱危机,走出困境,走向美好的未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道德前景决定着人类的文明前景。那 么,现代人应如何进行自身变革,现代人的道德前景怎样呢?建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全面和谐的现实世界,是现代人追求和奋斗的理想目标,也是现代人道德选择的基本目标。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一种有理想的动物。人总是在连绵不绝地提出和确立理想,追求和创造理想,为理想而生存和奋斗。正因为如此,人才不断地超越过去和现在,面向未来和创造未来。在对当代人类危机进行反思和反省的过程中,在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总结过程中,人类逐渐塑造了一个人与周围世界关系全面和谐发展的理想目标。这个和谐的理想世界,既是人类和人类一切所属世界的基本意义、基本价值之所在,也是团结全人类共同走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基本支柱;它既是每一个人应该确立并为之而奋斗的人生理想,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目标。它激励人类面向未来,为明天而拼搏,是人类有追求、有创造、有理想、有动力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宝库。
   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人类文明及其危机的根源,是由于人类所拥有的具有严重缺陷的传统价值模式、文化模式,是由于人们没有批判异化世界的规范性依据,是因为没有一个能使人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奋斗的精神支柱和理想目标。所以,摆脱危机、寻找出路、人的革命,首先应该是道德理想的变革。作为整个人类共同的和最高的道德目标,人类和谐的理想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三个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协调的发展,要实现社会公正,关键是要通过道德选择塑造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格。当代世界的危机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危机,当代人的不幸和危机在于人对自身的严重无知。在人类知识不断增加,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自身已经变化的状况,却令人难以置信地知之甚少,我们对自己的需求、理想、使命、责任、地位、作用、价值、前途、行为等缺乏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在人类的文明已经跃迁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现代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现代的人,要想做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的称职的“主人”,首先必须具有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格,必须恢复精神生活在人类全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注重精神生活,树立新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以保障整个人类健康、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拥有广博庞大、精深缜密的传统道德资源。经过长期历史积淀,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将荣辱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进行深刻的思考与关注,从而塑造了明荣辱、知礼义的可贵民族性格,形成了特有的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精神力量。传统荣辱观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资源,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在对中华民族传统荣辱观的扬弃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道德修养的浓缩和精粹。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涌起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波及和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巨大浪潮,它带来的是一种广泛性的、持久性的、渗透性的影响。美国社会政治学家梅尔•格托夫说:“当这种影响深深地渗透到生活中,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语言、社会价值观、审美观、政治过程、公共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和市场行为等产生持久的影响时,这便是全球化了。”这说明,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个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冲撞是一个影响并会引起民族国家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革或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不同阶级和社会利益出发的思想价值观念不断地发生碰撞,出现了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着剧烈变化,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强烈冲击,而与全球化进程相一致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从而极易产生社会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与失范,特别是青少年的道德思想会出现新的变局,其道德和价值取向上也会发生偏差。
   一个时代的荣辱观,是一个时代主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反映,它渗透在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影响着社会风气,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影响社会风气,而且事关国家尊严和繁荣昌盛,甚至关乎国家的兴亡,关系民族的存亡。一个国家要是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平,综合国力就强大不起来,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全球化进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滋生蔓延,道德缺失,荣辱不分,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道德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一五”的开局之年,正处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这就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匡正社会风气、提高文明程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对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政治道德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公文化道德价值诠释荣辱观教育的时代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对外开放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刻,每前进一步,都要用荣辱观道德价值引导我们更好地前行。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而急速变革、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有不安,有疑问,有困惑,甚至还有些错误的看法和主张,需要在新的实践中、新的条件下进行反思和审视,需要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密结合各行各业的工作实际和各种人群的思想实际,用坚定的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召唤、鼓舞人们。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这股浪潮把中国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这无疑增加了我国发展的机遇。但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指向,交织着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在各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值得我们警醒的是,这种影响和渗透决不是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教和军事上的实力在全球大力推行它们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并在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也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国力是一种合力,是整体性、综合性的实力体系。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恒常的组成部分和显现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国才能在和世界的双向交流中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相反,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离开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就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文化力的支持。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整合、挖掘有利于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社会精神资源,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化,本身具有历史的厚度和传统文化的浓度,有其不容置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中国的关圣与孔圣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中国优势的传统文化资源,随着孔圣的全球祭祀以及国家对孔圣文化的重视,同孔圣文化具有同样影响的关圣文化必将肩负起时代的重任。我们应当给关公文化赋予时代的内涵,探讨其现实的价值,使之顺应时代的要求传承于当今,成为有益于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神财富。文化的传承作用就在于发掘其在前进的时代中可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关公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价值,主要可概括为以下方面:凝聚民族合力价值。崇尚忠义武勇,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关公文化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凝聚力和融合力。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激励海内外同胞子心系祖国,报效中华,建设中华,无疑是关公文化在当今最具时代意义的价值。从北宋初年到清朝末叶的这一千余年间,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想和观念,如走马灯般频频出现。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到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从张载、陈亮、叶适,再到王廷相、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无一不在绞尽脑汁,为宋元以后的社会,寻找新的思想方案和精神药方。然而,这些思想家们所阐述的思想和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元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在为宋元以后的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构造一个统一的道德文化规范或原则方面,却又显得苍白无力。这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宋元以来的这些思想家本来就各持己见,且又彼此攻讦,相互批判,难以统一;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们的学说又过于繁琐、艰深和晦涩,很难为一般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对于宋文化元明清这个教育、文化、科学等还很落后,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占全部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封建社会,对于这个具有统一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传统的封建社会来说,一个非常紧迫的事情,就是重新塑或创造一个能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楷模,并将其升华为社会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偶像,以此来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这就犹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及其学说提升为百代楷模、万世师表那样。于是,一个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浪潮,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丰富而持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产生出的一系列相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已经深深渗透进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精神信仰的中心,万民争相效仿的最高道德偶像。
   由于关公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海外侨胞和华人后裔中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海外人聚居的小区,大多建有关庙,并还在继续兴建。人们把兴建关庙、敬崇关公,作为凝聚民族合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诚如一位海外侨胞所说:“因为关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海外华人寄生异国异文化,亟须一种中心精神来凝聚吾民族的力量。”一些华人小区的关庙筹建委员会,把弘扬关公为表率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中华文化,增强民族情结,净化人的心灵,作为建庙的基本宗旨,并围绕建庙,开展同乡同宗结社等活动,增进华人之间的情谊。关公文化所体现的传统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是关公文化的精髓所在。讲信义、重承诺,爵禄不以靡,金帛不为惑,崇尚正义,见义勇为,正直为人,立身处事不违良知,这些蕴含于关公文化的道德品格和为人质量,历来为社会所认同、为世人所称道,而那种背信弃义、见利忘义、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等不道德行为,都是为社会所不齿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伸张社会正义,反对一切违背人的良知的行为,更有其现实的意义。我国关公文化的萌发有两个很重要源头,一是山西运城,一是湖北当阳及荆州。关公是山西省河东府解良系(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人,解州镇东南十公里的常平里下冯村是关公的出生地。常平里有依讬安葬其祖先的塔井而建庙的「关王故里」,俗称关公家庙。在关公家庙的圣祖殿东龛,供奉着关公的「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三尊塑像,他们是清雍正皇帝亲自追封的爵位。解州镇还有全国规模最大、且最古老宏丽的宫廷式建筑,占地面积达一万八千五百多平方 米的解州关帝庙。
   解州是关公的原籍,人们往往视解州关帝庙为「武庙之祖」,也有人说解州关帝庙是关公魂归故里的「招魂楼」。湖北当阳既有依讬关公古墓而兴建的全国三大关庙之一的关陵(当阳关陵葬有关公无头之躯;洛阳关林葬有关公无躯之首),又有关公最先「显圣」的地方。在那绿树苍郁、怪石嶙洌的玉泉山麓,矗立着一尊丈余高的石华表,上书「汉云长显圣处」六个大字,旁边还有一石碑,镌刻着清代学者阮元题写的「最先显圣处」。下面临着喷珠濑玉的珍珠泉;对岸便是显烈山和中国最早的一座关帝庙———显烈祠遗址。山西运城和湖北当阳得惠于天时地利,犹如两条涓涓细流,随着时空的延伸,离开其源头越远,越显得烟波浩瀚,最终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盛不衰的关公文化。千百年来关公文化作用于人们的精神领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其生命力之强,涵盖面之广,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是中国儒释道的伦理道德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崇尚道德精神,享有文明礼仪之邦的美誉。从古到今的关公崇拜现象,曾令许多人不解:就勇武而论,三国时期勇将如云,公认的说法是「前三国吕布,后三国赵云」;就战功而论,关公也不如历史上的韩信。人们为什 么不崇拜他们,而唯独崇拜关公呢?就是因为吕布乃是朝秦暮楚的「三姓家奴」,韩信是被杀的「谋反者」,都缺乏关公那样典型的道德人格。所以关公文化,本质上是崇拜关公的道德人格,崇拜关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英雄气节和高尚情操。千百年来,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崇塑造,关公已成为理想的道德偶像,被人们大礼膜拜。因此,关公崇拜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崇拜。关公文化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这种对道德的推崇,不仅在过去的历史有其价值,就是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在改革条件的开入下,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的侵蚀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要克服这些不良现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靠的就是道德建设。继承和发扬关公的道德精神,无疑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敬重乃至崇拜,并未在海内外华人中大幅度降温。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的华人那里,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热潮未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台湾岛面积不算太大,但全岛却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近四百座;全岛人口不足四千万人,却拥有关公崇拜者八百多万人之多。旅美华人中有一个崇奉关公的民间组织,在全美各地的分会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当然,在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之中,对于关公的崇拜和祭奉,亦非常普遍。以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的传统道德指的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传承的道德成果的总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义理宏深。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当权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设计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先贤们都有许多 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辉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引人入胜。例如,前贤提出的“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光照人间的千古绝唱,对于激发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品行,都有永不磨灭的特殊功效。它们如同一股水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之树,启迪着炎黄子孙的理性思维,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道德的滋养培育分不开的。外国的有识之士,曾盛赞中华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称誉我们的祖国是名符其实的“礼义之邦”。这既符合历史的实际,也说明我国优秀传统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独特地位。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我国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人所共知,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特别是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为中心的道德价值观,早已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影响极深。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的伦理道德精神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当顺应历史潮流,为发挥其现实价值贡献力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 历史的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亚洲的东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为世人瞩目的古代文明,留下了璀璨斑斓的传统文化。在这个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传统道德文化熠熠生辉,尤其值得我们百倍珍惜。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任更加鲜明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形势下,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的道德文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养和塑造跨世纪的德才兼备的新型人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维护和承继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关公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具有世界性,因而是连结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枢纽。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和谐社会中的人格道德教育是亚洲价值观的必然形成趋势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成千上万个民族,这些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也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历史浪潮的无情涤荡下,一些民族衰落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但也有一些民族生存下来,并且逐渐兴旺发达。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但是,她靠着自己民族所具有的强大而坚韧的凝聚力,历经磨难而不衰,屡遭侵略而不亡。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量,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始祖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在同各个部族之间的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凝聚力。这种力量加速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进程,直接促使以中原地区华夏族为核心的汉民族的形成。随着华夏民族的崛起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道德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崇尚人伦道德的民族,外来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文化色彩的东西被吸收,而且被改造、融合在人性修养的理化和方法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程朱理学,正是以关公文化为本,并吸收、发行了佛教、道教的哲理精华而发展起来的新价值观。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主要是靠“德教”和“德治”形成的。古老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发生民族战争和民族分裂,相反却因人伦道德教化而不断发展和强大。所谓以德治国,就要以道德来教育人民,以高尚的道德理想和行为标准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依靠道德力量来凝聚人心,统一意志,鼓舞精神,培养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与政治秩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决定其精神质量的本质内容是思想政治道德,这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德育,通过德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德育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人民的生活质量,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国家政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无数思想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对如何建构和谐社会提出过各种理想的模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论断,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物质财富、制度建设和人的精神、道德、人格的发展状态是什么关系?以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观为主体的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性是:以人为本,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创造活力得到充分激发,法制健全、稳定有序、风俗和美,社会伦理关系纯真,社会资本得到充分利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人的自我身心高度和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在互动中相互促进。中国公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公民的道德人格和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同时,每一个体的和谐发展又是自然与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谐,国家内部系统诸要素的和谐,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和谐与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既是道德人格完善的环境条件又有赖于全体公民的人格健全。因此,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中国公民的道德人格建构及其教育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也是根本目的和宗旨。
   对和谐社会的设计,关键是要处理好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调和、化解由市场经济原有利益格局打破后催生的不同利益主体之多元格局所必然还来的各种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均衡。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是维系和谐社会利益衡格局的两大制度性基石。而全面提高包括政治精英、企业精英、知识精英和大学生、私营企业家与个体、广大在职人员和弱势群体等整个公民的道德人格素养,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建构道德人格,使社会伦理关系进一步淳朴、社会风俗和美、社会成员身心和谐,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和基石。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终极基础,资本、资源相对而言是经济当中的被动因素,一国国民的道德人格健全状况不仅决定了该国的文明水平,而且制约了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最大成果是道德人格教育,素质教育的关键是道德人格教育。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实际上就是要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人格素养,创造出为每个社会成员得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的长远奋斗目标,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行动纲领。
   知识社会需要人文精神、价值理想,而正在走进知识社会的人们又容易只见物质、功利,而丢失精神家园。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观虽然缺乏与现代性联系最紧密的科学与民主两种质素,但如果仅用民主科学这两样东西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一种判断,那是愚蠢的。在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观中有着关于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丰厚的资源,如人的充分自我发展,理性地面对失败,正确对待义利、幸福以及生命智慧、精神价值、人格修养等。它们可以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能力、伦理的智商、体察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抗争,使人能更深刻地洞见人世的人文知识、精神价值和人格素养。这些东西不仅不会反对民主、科学,反而使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有了后盾,更符合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特色。这里的标准自然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平心而论,关公文化传统经过一千多年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的洗礼,已经融入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念,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开始真正深入人心。世界上恐怕不会有比中国到发达国家去留学深造的人数更多的国家,不会有那么众多的人把英文掌握得相对较好,也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后,自己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只要我们在吸取他人之长时不要丢失自己的宝贝,只要我们能正视自己文化传统中致命的弱点并加以克服,只要我们注重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注重政治民主化和人的现代化,而且使三者秩序渐进,互相促进,互相影响,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和现代化的辉煌成功必然相互推动,关公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肯定会日益提高,从而推动中国以文化资源优势承担全球化冲击下的亚洲地区价值观的建构。
   亚洲价值观虽然凸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时,并在1990年代以来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但是,亚洲价值观的历史却绝不是仅从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才开始,甚至也不是从20世纪才开始。实际上,亚洲价值观扎根于东亚传统,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诞生于东亚政治独立之际,突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际,并在1990年代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无须琐述,由于亚洲价值观是以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观,亚洲价值观自然是扎根于以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观为主体的东亚传统之中。亚洲价值观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这种撞击主要表现为西方枪炮的轰击和西方观念的冲击。为了救亡图存,19与20世纪之交,亚洲各国的志士仁人掀起了亚洲文化复兴运动,涌现了一批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其代表人物在日本有冈仓等人,他是亚洲较早提倡“亚洲文化上的统一”的思想家;在中国有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具有许多渊源关系:
   1、与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一般都走出了本土,看到了世界,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多的真切认识,并热心于在本国倡导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
   2、与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感到了西方文明的不足之处,从而重新回归本土,对西方文明提出了诸多质疑乃至反对。
   3、与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通过走出本土而走向世界之后又重新回归本土,便将本土意识扩展为一种 超越本国国界的亚洲意识或东方意识。正如《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的作者艾恺所说的那样: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如果他本身“西化”越深,他便越对界定国家文化认同对象感到强烈与迫切,其最终发展的高峰便是一种“超越国家主义”的“泛”文化民族主义理论或运动,即由“国家”到“国家群体”。概括地说,就是以“文明的亚洲”或“亚洲的精神”对抗“物质的西方”或“西方的物质”。上述论点不无根据,孙中山晚年便主张“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并非一般地反对西方,而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孙中山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亚洲文化则是“王道的文化”。这种“王道的文化”是“我们固有的文化”,是“仁义道德”。
   4、与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对西方的霸道文化表现出一种反抗。一方面,亚洲民族主义者们反抗欧洲的控制,例如,孙中山主张实行“大亚洲主义”,要“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去“抵抗欧洲强盛民族”;另一方面,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也反抗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反对西方文化的独尊,寻求亚洲文化的自尊。
   5、与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出整体主义的倾向或特征。孙中山认为,自由这个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为一盘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由此可知,孙中山所讲的自由与西方的“自由”有所不同。他讲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同样,梁启超也主张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他说:“人者,动物之能群者也。置身物竞之场,独力又不足以自立,则必须互相提携、互相防卫、互相救恤、互相联络、分劳协力、联为团体之保治安。然团体之公益,与个人之私利,时相枘凿而不可得兼也,则不可不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他提倡利群、益群、为群。在日本,涩泽荣一认为,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应以谋求国家多数人致富为根本”,“除非对社会多数人有益,否则就不算正派经营的事业”。他指出:“仅仅一个人是成就不了什么事的,还要有国家社会的助力,才能求得其利,也才能完全地生存。”“救济社会”是酬报社会的恩惠的行动,是“当然的义务”。
   6、与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表现出一种文化渐进主义的倾向。孙中山认为,中国要走上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必须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破坏时期,施行军政,以革命武力打破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气;训政时期是过渡时期,训练人民使用民主权利;宪政时期是建设完成时期,开始施行宪政。上述三个时期是相互衔接的完整过程,也是一个以循序渐进方式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的这种渊源关系,意味着亚洲价值观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渊源关系。因此,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亚洲价值观的胚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标志着亚洲价值观的孕育。
   亚洲价值观虽然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之际。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屈辱地位,不可能真正“站起来”提出作为寻求民族自尊的文化诉求的亚洲价值观。说到底,亚洲价值观并不是靠被西方文化击倒了的亚洲人“喊”出来的,而是靠站起来了的亚洲人“举”起来的。只有当亚洲国家独立之后,“站起来”了的亚洲人才有可能将亚洲价值观的胚胎降生为正式来到人世的婴儿。以新加坡为例,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阐述了被人们称为亚洲价值观的一些看法后指出说:“一些美国人认为我是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才形成这些看法的。其实,早在50年代初期,当我发现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时,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光耀在50年代初期的“这些看法”,仍然只是亚洲价值观的胚胎。亚洲价值观的真正诞生或提出则是在新加坡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之后。1959年8月16日,作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的李光耀在记者联合会上进行了题为《受英文教育者及其前途》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将“受英文教育者”和“讲英语人士”加以区别。所谓“受英文教育者”,“并非只是指那些能读、能讲和能写英语的人”;而是指“那些曾经在马来亚的政府英文学校或教会学校受教育的人。他们不仅能说英语,而且因为受过本邦英校教育而具有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包括“他们不再视本身为华、巫或印度人。他们效忠于本地社会,……似乎过于服从殖民地当局。”根据战前马来亚英校的课程标准,这些“受英文教育者”被灌输了“一种完全属于英人式的理想和价值观”。“他们丧失了自有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观,……使得他们丧失了一些自信心。”他们“似乎具有一种不安和犹豫不决的心态。他们终生所讲的、所思想的,都是依靠他们所学到的语文。可是,这种语文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因此,“我们未来所要拟定的一种教育制度,将使到出身于我们所有学校的人,都能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由于“受英文教育者”“既然属于英国殖民地制度下的一类人物,他们将会逐渐消失。如果他们要生存,就应该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特性。”虽然“受英文教育者”将“逐渐消失”,但是,“讲英语的人”却不断增多。1938年,新加坡在校儿童有47586名,其中30%在英校,60%在华校,9%在巫校,1%在印校。1959年,新加坡的求学儿童共计324689名,其中51%就读英校,44%就读华校,5%就读巫校,0.5%就读印校。这就是说,从1938年到1959年的21年中,在英校读书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增加,并居于首位。李光耀认为,“在今后的10年内,将有更多精通英文的人”,但“将和以往受英文教育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将不会成为以往那一类‘受英文教育者’,因为他们多数不再完全接受异样的教育,纯粹灌输英国的文化价值观。许多受华巫文教育的家长们,着令他们的子弟在家里或在其它学校里学习各自的母语文化。”因此,“现今的一类受英文教育者将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将是另一类不同特性的讲英语的新人。”李光耀指出:这是亚洲人民的历史过程。他们先是受西方教育,不想做亚洲人。后来则改变为亚洲人学习西方的语文、技术和理科,但他们仍然视本身为亚洲人,同时以身为亚洲人为荣。这就是我向各位所建议的未来之道。
   这里,李光耀实际上是在总结了亚洲人的未来之道,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亚洲人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回顾与展望。起初,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弱势的亚洲人往往通过西化来实现现代化;后来,当亚洲国家政治上获得独立,特别是后来经济上获得腾飞之后,就将对西方文明独霸地位产生质疑,对亚洲传统文明进行寻根,以寻找自己作为亚洲人的尊严。这时候,他们仍然要现代化,所以,也需要继续学习西方文化中有利于亚洲现代化的东西,如“学习西方的语文、技术和理科”;但是,他们不要西化。李光耀说:“人们并不乐意接受‘西化’这个概念。”“如果说‘现代化’那倒是可以,这表示他们已承认科技的必要性,也接受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所以,对那些仅仅属于西方却并非一定属于现代的属性,就不必完全照搬。于是,他们“仍然视本身为亚洲人,同时以身为亚洲人为荣”。这里,人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来源于人的本质,又促成了人的本质:文化就是“人化”。一方面,文化总是人的文化,即文化由人创造的传递,人是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前提和主体,没有人,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人总是文化的人,即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类,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系统化了的文化,文化也就在多大意义上成为符号化的人。在文化体系中,价值观又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视本身为亚洲人”,就意味着认同亚洲的文化特别是亚洲的价值观;“以身为亚洲人为荣”,就意味着珍视亚洲的文化特别是亚洲的价值观。上述结论并非一种主观武断,而是具有客观依据。因此,在新加坡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刚刚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向人们建议“仍然视本身为亚洲人,同时以身为亚洲人为荣”的这条“未来之道”时,实际上是从“建议”做“亚洲人”的角度,第一次公开、正式地向世人提出并倡导亚洲价值观。它意味着亚洲价值观的正式诞生。
   正如李光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300年里,欧美国家的文明,先后支配着世界的潮流。”它们在科学上不断有新的发现。它们的人民,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它们的艺术、生活方式、食品、服装和娱乐,风行整个世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配上领带的西服,现已成为世界各地普遍接受的服装。美国式的快餐、汉堡包、意大利馅饼、可口可乐等流行整个世界。所有这些,都是由内在力量所展现的外部形象。这种内在力量是公认的。日本人是最先向西方看齐的非白种人。在某些领域,他们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制造出质量更好而又完美无缺的产品。同时,他们也创造出新的产品,如随身听、随身CD唱机等。日本人的成功,激励了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发奋图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又进一步带动了中国、越南等亚洲其它地区。现在,东亚人民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赶上西方,实现现代化。现在,东亚人民已经“重新恢复了自信心”。“这一股自信,来自他们对西方兴起的了解、以及从经验中发现,我们也能够做得到。”这种自信也“溢于言表”:北京将它的拼写由西方惯用的“Peking”改为“Beijing”,越南的西贡改成了“胡志明市”,缅甸由“Burma”改为“Myanmar”,印度的孟买由“Bombay”改为“Mumbai”。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变化。它象征着亚洲的心灵已从西方统治中真正获得自立。
   同样,随着经济的成功,亚洲的各个方面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现在,日本人的食品和服装受到人们的欣赏喜爱和广泛接受。日本的寿司店和日本餐馆,在东亚和欧美都很普遍。日本的凉鞋、皮带在东亚广泛流行。这些现象表明,“当你在经济和科技上,有骄人的成就时,就会使人对你的生活方式、服装式样、食物或娱乐,产生爱慕心理。”由于东亚经济腾飞发生在深受关公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于是,人们将这种经济腾飞或正在发生的腾飞与这里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对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给予了高度重视,亚洲价值观也因此而在世人面前凸现。李光耀估计,就生活方式和政治词汇而言,目前,西方对新加坡的影响占60%,亚洲核心价值观则占40%;20年后,当东亚进一步成功地大量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和创造本身的政治词汇,这个比例就会倒转过来。到时候,西方对新加坡的生活方式、服饰、政治和传媒的影响将会下降到40%,亚洲的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将会上升到60%。李光耀说:“东亚的发展,将会使到亚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重新获得肯定。”实际上,某种意理之得以弘扬,既取决于主观条件的情与理,也取决于客观条件的势。古人云:“理随势生”、“情随势长”。随着东亚各国的经济腾飞,“理有固然”的亚洲价值观也就“势所必至”地凸显于当今世界。
   21世纪的中国,是在时代大潮中搏击和经受考验的中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理想需求分外紧迫,理想信仰的争夺战已经开始并日趋白热化。各种理想以及打着理想旗号的思想赝品都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探讨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文化建设的内在机制,构筑凝聚中华民族为核心的亚洲地区的共同理想,实现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整体协调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关注。人类文明的积累,历史的积累,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人在知识总量的积淀,是精神财富的积累。文明程度越高,人们用于追求精神财富的活动就越多。因而,社会越发展,社会精神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意义就越大,构筑社会的共同理想就越迫切。我们坚持历史的唯物论,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价值。应该看到,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人是受思想支配的,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很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对社会精神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整合与开发;社会共同理想的构筑,就是构成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人心向背,最终决定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以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观所形成的亚洲的价值观的科学精髓、凝聚真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区域政党政治的国际化发展程度,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在亚洲地区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程度,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发展大业的全局息息相关,是一个事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严肃的人类重大的道德价值观的选择问题。

   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它的进程和量度总是同人的社会责任的扩大紧密相连的,而人的社会责任又是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分不开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从而人的社会责任也随之扩大。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更加尖锐。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既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带来人控制不了的破坏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在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类的明天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自己作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人类怎样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手段。在高度的人化、庞大的文明与严重的异化、全球的危机相互并存、相互交织的现时代,人类的社会责任日益增大,人类的道德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在现时代,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对地球和对人类命运所应负的责任,明智地认识自己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地控制技术系统,有效地驾驭和调控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可喜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乃至布衣百姓,都开始懂得相互理解、合作、协调的重要性,认识到全体的、整体的利益高于局部的、个别的利益。世界的东方礼仪之邦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以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的伦理道德精神作为普世价值建构亚洲地区的价值观,以探索拯救人类的共同价值积极进行道德选择,中国就能以人为本的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建构和平社会与和谐世界做出贡献,人类的未来就一定会更美好。

责任编辑: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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