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关公文化网
您现在的位置: 三晋关公文化网 >> 文章中心 >> 论坛文章 >> 正文

关公形象升迁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文章来源:中华关公文化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9/26 21:41:23

    关公在世时曾为别部司马、偏将军、汉寿亭侯、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前将军,死后被刘禅追谥壮缪侯。可是在千年之后,宋时被加封为武安王,明万历中封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关羽居然成了“武圣人”,(1) 能与“文圣人”孔子齐肩为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民间,关公更被神化。佛教尊为“伽蓝神”,道教则奉为能降神助威的“关圣帝君”。民众对关公的膜拜更胜于孔子,视其为武神、财神和保护商贾之神。(明代就有财神赵公元帅,后又有另奉关帝为财神的,多为合伙经商者所祀)清代,关帝庙遍及全国各地,仅北京城内就有百余处。旧时常于春节、夏历五月初九至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之。(2) 现时,东南亚华人及我国南方众多商家店铺也有常年供奉者,且供财神之风近几年由南到北逐渐蔓延。
    《三国演义》这部章回开山之作所塑造的关公形象对“关公造神运动”起到了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覆盖面积之广大与历史跨度之久长,几乎是其它历史著作无与伦比的。其间,关公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也是异常强烈的。但将关公成神的原因全归于《三国演义》,恐怕也非事实。《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此前关羽已加封为王。可见,关羽形象提升更早,应有其它更深层的原因。本文仅就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关羽形象的升迁关系予以探讨,求教于同仁。
    一、对关羽形象的改造和升迁,起主要作用的是来自于民间及传说。
    胡兆新先生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中,用翔实的材料由“考”见“评”,得出结论:“罗贯中编撰《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加工民间口头创作,二是直接依据史书进行改编,三是摘录和复述史书。”并认为“源于民间口头创作成分超过全书的一半。”(3)
    民间流传三国故事很早,可考证的在唐朝。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东京梦华录》载,宋朝“说话”已有“说三分”的独立科目。苏轼《东坡志林》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4) 可见,三国故事流传至宋时,已是“涂巷小儿”、“聚坐听说古话”,且明显带有“拥刘反曹”情感。以至于苏轼也叹曰:“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元朝杂剧中已有三国戏,元刊《三分事略》和三国《平话》是至今能见到的最早三国故事书面材料。其中涉及关羽且属虚构的情节已有: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五关斩将、曹操华容道遇关羽、单刀会等。由此不难发现,生活在公元二、三世纪的关羽,经过长达千年至十三世纪元代已演化了一系列的新故事情节。这些情节已将关羽形象美化和完善,与《三国演义》中的情节相差无几。这说明,在千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人民群众口头传诵关羽故事,不断地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情趣对故事敷演和改造,使关羽形象更丰富、生动和完美,至元代还搬上舞台、写成书。
    关公故事在民间何以能得以相传?应该说它是源于民间祭祀崇拜关公活动的伴生形式。据考,在汉代民间,有祠祀忠臣名将之风俗,如中原祠介子推,荆楚祠屈原、吴越祠伍子胥等(5) 。人们祭拜关羽,传颂他的故事,从而也使关羽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正是民间形成普遍的关羽崇拜,封建士人也接受和宣扬关羽崇拜,才得以促成封建统治者加封关公为“王”。朝廷追谥更刺激民间的关羽崇拜活动,关羽故事也进一步演化,元代成戏,元末明初成书《三国演义》。《演义》一书是经过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由群众创作到作家创作演化轨迹而完成。书中的核心精采部分更多地来自长期千锤百炼的民间口头传说,关公的形象在《演义》中得到了艺术提炼与升华,它反过来又广泛深刻地给整个社会以关公完美形象的艺术感染。以至到十六世纪关公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祗。
    二、人民为什么偏爱关公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为何唯独关羽能被敬之为圣、尊之为神?原因应是多方面的。现仅从人民群众偏爱关羽的角度分析,我认为,“关羽崇拜”现象的产生是基于当时三个方面的因素:真实关羽的良好德行;关羽在世时与民众的特殊关系;关羽死后当地民众的特殊“自责”情感。
  1.真实关公的良好德行
  历史上真实的关公,有“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之称,“并有国士之风”。(6) 他一生有众多事迹表现出很高的德行。《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足见关羽对刘备的一片赤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其忠义之气,浩然天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表现关羽知恩图报,信实至诚;“杀颜良”、“收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他勇冠三军,英武神威;“尽封其赐,拜书告辞”,可见他淡薄名利,磊落光明;“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说明他明辨事理,刚直不阿,不结私情;“羽尝为流矢所中,……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其侠情豪气、毅壮意坚之态震憾人心。
    《三国志》中也曾有大段文字着实刻画了关公刚而自矜之态:“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与书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正是因为关羽“刚而自矜”,使糜芳、傅士仁等”素皆嫌羽轻已”,“咸怀惧不安”,终于导致他们的背叛而关羽自己也遭斩身亡,似乎这是关羽的性格弱点。但在一般民众眼里,关羽出生布衣而能“骄于士大夫”,其自重不卑反而是值得钦佩的人格。
    历史上关羽的真实事迹和德行,是关公形象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歌功传颂、百世不斩的根基之所在。
    2.关羽在世时与将士和民众的特殊关系
    关公一生,有雄威、有功绩、也有德行,但他曾投降曹操,这是君子立身成仁之大忌。
    关公变节一事,《三国志》多处记载:《魏书·武帝纪》“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蜀书·先主传》“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蜀书·关羽传》“曹公禽羽以归”。可见关羽投降曹操确实。再者,关羽采用“降”的方式以自全,还不只这一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关羽在麦城被围,“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后终因被禽而斩。似想,关羽如有“玉碎”之志,孙权何以“诱之”;如无“瓦全”之意,以其神威怎能被“禽”;无“降”又“遁”的前因,岂有“禽”而“斩”的后果。
    但是,关羽虽失节,而人民群众并不因此而唾弃他,反而为粉饰“降曹”而做出了“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许多文章。这种“偏爱”的特殊原因何在?
    有限史料能提供线索。《三国志》记有“羽善待卒伍”、“请诸将饮食相对”。试分析,关羽虽“骄于士大夫”,而对下属将士和民众能善待、有仁爱之心;虽刮骨疗毒也不耽误与诸将饮酒,说明关羽与将士卒伍及下层民众的交往和情感是非常融洽的。攻樊城时,“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这里的“群盗”必为社会底层民众,从中也可窥见关羽在荆襄乃至中原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号召力很大。“羽威震华夏”,形成迫使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之势,这里的“其锐”恐怕不能单纯理解是关羽的军事锋芒,更重要的是民心背向的政治声势。
    正是关羽在世之时,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使关羽有广泛而深刻的民间基础,人民群众臣服其德行、仰慕其神威、珍视其情谊,所以能漠视或原谅他的过失,能祭拜他、颂扬他,才得以使关羽故事口头传诵百世不断、千年敷演下来。
    3.关羽死后人们特殊的“自责”心理使然
    关羽是蜀汉名将,镇守荆土而攻曹魏樊城反被东吴斩杀。由于关羽忠诚蜀汉、善待百姓、武功神威和良好的德行,同时也因民众对关羽父子不幸遭遇的同情,人们怀念他、祭祀他、供奉他,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中国古代民间本有在仲夏祠祀于民有功德者的礼俗,所以人们祭关羽也应是必然的事情。
    人们在关羽死后祭祀他,应该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即人们“自责”心理使然:关羽走麦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羽的部属士卒在江陵被吕蒙占领后曾抛弃了关羽而投降孙吴,这直接导致关羽失败被擒杀,这些叛离的士卒及家人受良心的责备反而要格外敬奉和祠祀关羽。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陈寿在《吴书·吕蒙传》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使关羽失败的这一原因:“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从中反映吕蒙深知人们拥戴关羽,才下功夫施“攻心术”,不惜垂涕斩同乡而取信于江陵百姓,以情动人,还使用“反间计”以动摇羽军,终于促使“众皆委羽而降”。关羽父子被斩后果出现,这些曾“委羽”的“士众”及其家人百姓心里如何能安稳!回想关羽一世忠义厚恩,他们自谴自责,于是以祭祠关羽的形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也是寻找心灵解脱和安慰、祭告关羽的英灵以避报应。
    如果认同以上情节和分析,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有“玉泉山关公显圣”这一章节。关公英灵不散,“还我头来!”被普净点破:“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羽顿悟而去,才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这正是当时有愧于关羽的人们心理活动的写照。恐怕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漠视和粉饰关羽降曹变节的另一内在原因。
    当然,对关羽的祭祀和崇拜活动首先只可能产生在三国时期的荆州,亦即荆楚一带。但关羽的威名在当时中原和东吴的影响也很广泛和深刻,由于曹魏和孙吴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促使荆楚区域性的关羽祭祀崇拜活动逐渐向东西南北传播扩散,以此关羽的故事流传更广。关羽的故事最终能百世不斩、世代相传、不断敷演,关公形象不断提升和美化,应该说,这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选择。
    三、民间对关公形象的美化
    千年演化,关羽形象被不断改造,几乎无一鞭挞贬抑之语,而字字句句都是赞颂之词。经罗贯中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加工,使关羽变关公,形象更加完备完美,富有极大的思想道德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提升关公形象的主要情节有:
    “酒尚温时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五关斩六将”、“云长攻拔襄阳郡”、“关云长单刀赴会”,活龙活现地描绘出关公的英武神威;
    “张辽说三罪”、“屯土山关公约三事”、“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将关羽不光采的变节事,反改为义重如山的千古美谈;
    “关公秉烛立户外”、“古城会”,充分体现关公高尚磊落、情义深厚;
    “华容道义释曹操”,刻画出关公知恩知报、阳刚义勇之美德;
    “水淹七军”,显示关公高明的军事智慧。
    列举以上情节,只能表述大概,细微之处,不胜枚举。翻开《三国演义》,凡描写关公之处,字里行间无不潜含褒扬之意。这充分表现了人民大众千百年来将自己对关羽的仰慕之情熔铸在对关公故事的千锤百炼之中。“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这是华夏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也透视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神的凝结。
    四、关公形象升迁的民族道德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核心是道德文化。杨启亮先生说:“中国人其实是素有以伦理道德代宗教之优良传统的,或者也可以说中国人素有宗教般重视道德的传统。”(7) 关公形象塑造的历史现象,能十分贴切地佐证杨先生这一观点的正确和深邃。
    中国传统文化,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博大精深。公元前143年,汉武帝纳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经过两汉三百多年的教化,至汉末,儒家思想已置根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成为主流文化而绵延至二十世纪。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传统道德精神,就是华夏文明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内在精神。无论是真实的关羽还是美化的关公,就是在这种民族道德环境中产生和演化的产物。分析关羽和关公的行为道德表现,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关公现象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对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也都有一定的意义。
    1.忠、信、义、仁
    关公“忠义”是其最显著的道德品质。其感染之深远,遍及中国、传播世界。
    关公对刘备的“忠”有三种成分:为弟视备为兄,事奉兄长;为将视备为主公,报效主人;为臣视备为君,尽心君主。关公的“忠”,还升化为对汉朝、对社稷的忠:“降汉不降曹”、许田打围欲杀曹操、视刘皇叔为汉朝的延续和象征等,均可体现出来。
    关公的“信”,几乎无所不在。刘关张生死之交;“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初见华佗,便“伸臂令佗割之”、“任汝医治”;与黄忠对战,“黄忠被战马前失”、便令其“快换马来厮杀!”其信用、坦诚,真是光彩照人。
    关公的“义”最为人称道。其义重如山,堪称“义绝”。例如义释曹操一节:曹操晓以《春秋》大意,折射出关公的信义;“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透视出关公的仁义;“张辽骤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反映出关公的情义。
    关公的“仁”,虽无刘备仁慈之态,仅“善待卒伍”四字就凸现出关公虽勇猛于外,而善仁深藏于内。
    忠信仁义,是儒家推崇的道德标准,更是民族道德意识的提炼和升华,自远古以来它就浸润在华夏民族的道德精神之中。《说文解字》释“忠”的词源意义:“敬也,从心,中声”,段玉裁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尽心曰忠”。忠是道德基础。孔子曰:“与人谋而不忠乎”、“主忠信”、“信近于义”、“君子以义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居求仁,行由义”。(8) 孟子也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10) 。
    儒家的这些教义,广泛影响、教化和控制着人们,既使关羽受到熏陶而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又使人们以此为标准而仰慕关羽,修饰关羽。于是人们就赋予了关公更耀眼的忠信仁义的光环而寄托自己的追求理想。特别地,历史上楚人就有格外强烈的忠心爱国情感,如申包胥乞师、钟仪南寇、屈原自沉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等等,足以证明楚人爱国情节之一般。
    关羽事迹主要发生在荆楚,关羽崇拜现象的产生和光大,与荆楚后人以至全民族的忠心爱国精神之深沉似有必然联系。
    2.勇
    关公的英勇神威为人钦佩。《三国志》中的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三国演义》中的关公更是“提青龙刀,上赤兔马”、“如入无人之境”、“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智勇神威能奋武,气挟风雷无匹敌”。
    关公不单有盖世英雄之武勇,更有义薄云天之义勇。关公已立军令状、能不顾违令被斩而义释曹操,这大义大勇最为人叹服。“垂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13)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4) 人们将关公的“勇”,赋予“义”的内涵,创造了关公新形象,提升了关公“勇”的道德层次,也完善了关公的气节。从这里能窥视出,人民群众以自己的道德意识对关羽形象改造的内在驱动导向作用。
    华夏自古有尚武传统。一代名将被推上“武圣人”高位,这是尚武精神的张扬。应该说,这也与楚人的尚武崇拜有联系。屈原在《国殇》中那样深情地歌颂在疆场上视死如归的勇士,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均在楚墓中出土,足见楚人尚武精神之深重。由此推知,关羽威勇对荆楚后人影响之深远和荆楚后人对尚武崇拜之强烈的双向作用效应,对关羽崇拜现象的产生和扩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这是关羽崇拜现象的原始策动力产生在荆楚后人之中的又一说。
    3.知礼
    儒家非常看重“礼”,推崇知礼、守礼,以礼为立身标准,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克已复礼”、“事君为礼”,(15) 就是要通过用礼的节制,来凝结为个体的道德信念。
    关羽是武将,人们似乎不太注意其知礼守礼的行为表现。《三国志》中“侍立终日”四字就点画关羽“尽礼”之道,“拜书告辞”也表明他礼节有制。《三国演义》中关公更被描写成守礼的楷模:“容我入城见二嫂,告知其事,然后投降”、“亲自护车而行”、“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关公自居外宅”、“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得‘叔叔自便’,关公方敢退回”、“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关公不仅重人际间礼数,更视社稷大礼为天命:许田打围,因曹操失礼犯上,云长大怒,要斩曹操;“吾今只降汉帝”等。
    中国传统道德重视礼仪,既强制规范以一定的道德精神,又把礼看成是仁的外在表现。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反映出礼仪在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显耀地位。正因为此,在关羽形象的演化和升迁中,人们就自觉和不自觉地将关羽已有的守礼之道放大,从而寄托了人们呼吁道德自觉的期望。
    4.律己修身
    关公怎样修身,虽文献不祥,也隐略可见。《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 ,讽诵略皆上口”。钱逊先生曾说:“早在春秋时代,中国社会上自觉的道德精神,就已经有了普遍的、相当高的发展。《左传》一书记载了许多极富道德精神的事迹。”并列举了鬻拳自责而自杀和触槐为不陷于不忠不信的两难境地而死的故事。(16) 由此可推,关羽深受《左传》影响而律己修身。“侍立终日”是他的克已之状,“尽封其所赐”确为远利之举,“割炙引酒、言笑自若”是需要超凡坚强毅力的。
    《三国演义》赞颂关公不为名利所动,不因美色所惑,“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关云长挂印封金”,刻画关公能忍刻骨有声的痛苦,借神医华佗称:“君侯真天神也!”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以“修志意、正身行”为修身原则。关公故事在千百年的锤炼中,人们将律己意识融入关公形象,从而使我们进一步体验到中华民族的内审自律美德。
    楚人很早就达到将修身与国家兴衰相联系的认识高度。“庄辛说楚襄王”就记载庄辛对楚襄王侈靡的规劝。先不听劝,则秦攻楚被流亡;后纳其说,则收复淮北之地。(17) 可想荆楚后人对修身律己的重要性是有认识的,这是否也与关羽形象及其升迁有某种联系。
    “躬行仁义,极忠用信,则王。”(18) 三国时期的关羽,正是他在忠、信、义、仁、勇、礼、修等方面有良好的德行表现,符合古代人们所认知的道德标准,“信则民任焉”,(19) 所以古代人民群众就仰慕他,崇敬他、歌颂他,并进一步地用既存的道德规范去不断地修饰他、完美他,使关公的形象不断升迁升华以至成圣成神。关公曾被宋、明两朝追谥封赐,这无疑更刺激关公崇拜活动。尤其在满清,清太宗皇太极曾命令大学士达海把《三国演义》和《孟子》、《通鉴》一起译成满文,入关后清王朝将这部书作为学汉文的教材,(20)从而更加把关羽崇拜推向了最高潮。
    人们曾经更多地将《三国演义》以及关公崇拜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精神奴役人民的政治工具。也不容否认封建王朝推崇关公和看重《三国演义》,是因为其宣扬“正统”和“忠君”思想,正好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说明它们具有封建性。但是,我们更要看到,无论是关公崇拜还是《三国演义》,它们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物,是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敷化物,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所以它们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可以说,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树立的一个当时社会的道德楷模。“设神礼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21) 关公造神运动的社会效果如此久远和显著,它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是其根本原因之所在。从中体现的中华民族追求社会道德规范性的愿望也是明显的。
    本文只是从传统道德角度来分析关公崇拜现象产生的因素作用。应该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关羽出仕于北而功绩于南,我们似乎感觉在关公现象演释中有北派齐鲁文化和南派荆楚文化融合的痕迹,也应是儒教和道教的融合产物。再比如,中国历史文化圣贤偶像,能在全国范围久远流传的不多,而荆楚就出现关羽和屈原两位。屈原还有不朽篇章传世,而关羽确属人为炒作而成,难道这与洋溢着玄妙奇瑰般浪漫情怀的荆楚文化没有必然联系?由于本人学识浅显,诚望有智者赐教。
    五、启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封建社会树立的“关公”这个榜样,就其当时的社会而言,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从关公形象的升华中,是否也能得到如下启示:
    1.能经受历史考验的社会榜样,其产生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民众的稳定的认同基础。
    2.社会民众稳定的认识基础只有在稳定的思想意识主导理论的引导下才得以形成。
    3.稳定的思想意识理论的形成,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要素:一方面它必须吸纳民族传统道德精神的本质性成分,因为它一定是民族传统思想意识的演变产物;另一方面它必须适合其生存的社会形态的要求,因为社会经济存在状态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意识。
    4.民族道德肯定会随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但从“自然历史过程”看,民族道德总有比较稳定的本质性成分,这种成分也一定存在于民族传统道德精神之中,是应取之精华。正是因为有它的存在,这个民族才是其民族本身。
    5.民族道德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上曾发挥不容否定的巨大促进作用。这使人相信可能确实存在被称之为“人文力”。我们更相信,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精髓,应该也一定会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和将来继续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昵称:
内容:
验证:
网站维护:QQ:258341599 360网站安全检测平台
备案/许可证编号为: 晋ICP备10006428号-2 技术维护:QQ258341599 360网站安全检测平台